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一个世俗国家

这是因为中国的神权始终没有处于绝对的高度,而且自秦以降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不允许任何势力与之分权,宗教势力始终处于被利用的地位,一旦威胁到专制统治,便立即遭到强力压制,如历史上的“三武灭佛”。

中国的先秦时代,尤其是战国之前,社会形态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,具有成熟的分权制衡机制。天子分封诸侯,诸侯分封卿、大夫,卿、大夫的家臣不听命于国君。天子受到卿士、诸侯的制衡,诸侯受到卿、大夫的制衡,卿、大夫受到家宰、士的制衡,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都受到国人(国都平民)的制衡。卿、大夫中有一人担任执政之职,每个官吏各司其职,史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,行人(外交官)也有独立的行事准则。

在分权制衡的封建社会中,宗教势力得到尊重,因此,当时有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的说法。当时的宗教场所,有祭祀贵族祖先的庙,祭祀神灵的社。许多重大的事项,贵族都要与国人盟誓于社。被驱逐出境的卫献公期望尽快回国,便向卫国执政宁喜提出“政由宁氏,祭由寡人”的请求。

平民百姓,也愿意到社中向神灵表明心迹。鲁国泉丘的一个女子梦见用她亲手编织的帷幔遮蔽孟氏之庙,认为这是吉兆,便离家投奔贵族孟僖子,她的侍女跟随出奔。路过清丘之社,她们向神灵盟誓:“谁生下儿子,都不要背弃另一人。”孟僖子以二女为妾,女子生下孟懿子和南宫敬叔,她的侍女没有儿子,女子便让她抚养南宫敬叔。後来,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成为孔子的学生。

当时的人们,认为神灵高于君主,而民众高于神灵。

《左传•桓公六年》载随国季梁语:“所谓道,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,忠也;祝史正辞,信也”,“夫民,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”。

《左传•庄公三十二年》载周内史过语:“神,聪明正直而壹者也,依人而行。”

鲁定公元年,宋国与薛国于修筑成周城之事为自己辩解,薛国阐述先祖之司职,而宋国仲几却对晋国士弥牟道:“纵子忘之,山川鬼神其忘诸乎!”士伯怒,曰:“薛征于人,宋征于鬼,宋罪大矣。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,诬我也。”遂执仲几。

鲁文公十三年,邾文公卜迁都于绎,史官道: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。”邾文公说:“苟利于民,孤之利也。天生民而树之君,以利之也。民既利矣,孤必与焉。”左右大臣都说:“命可长也,君何弗为?”文公说:“命在养民。死之短长,时也。民苟利矣,迁也,吉莫如之!”遂迁都于绎。不久,邾文公去世。

正因为神权始终没有处于绝对的高度,君主一旦集权,便不会再对宗教妥协,也不会再对民众妥协。而在西方,神权的绝对高度对君权始终保持强力制衡,民权在神权与君权斗争的夹缝中存在并发展,神权削弱之时,君权也受到制衡,基督教国家开拓了自由民主之路。

补充: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,随着秦朝的建立,这种体制在整个华夏民族地域推行。古埃及国王统治、印度各邦国、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制的集权程度都不及中国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体制。尽管後世地方势力也曾试图挑战中央,比如七国之乱及大大小小的起事、叛乱,但他们恐怕也是期盼成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受益者和继承者。只有晋代的门阀政治,尚可与皇权形成强有力的制衡机制,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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